作者简介

蒙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资料图】

魏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结构

一、何为“时间盲区”：反思传统的定性比较分析

二、“时间盲区”的根源与后果

三、应对“时间盲区”：动态性QCA方法的类型与应用

（一）应对理论构建中的静态性问题

（二）应对理论构建中的理论不饱和问题

（三）应对实证检验中的样本时间选取与非稳健组态问题

四、结论：找回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时间”维度

摘要

揭示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的研究方法需要考虑为这一道路带来重要独特性的“时间”维度。然而，当前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往往存在“时间盲区”问题，即缺乏对时间维度的考察，从而忽视了时间对条件组态的影响。本文指出，“时间盲区”根源于传统 QCA 研究中静态的组态观念，一方面会在理论构建阶段导致理论静态性与理论不饱和；另一方面会在实证检验阶段造成样本时间选取偏差和非稳健组态结论。为了克服“时间盲区”，尤其是应对上述两方面问题，需要以动态 QCA 方法纠正当前此类研究的误区。基于对QCA方法的反思，本文认为：在公共管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引入能够反映国家治理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的“时间”维度，从而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打下基础，应被提上研究议程。

一、何为“时间盲区”：反思传统的定性比较分析

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很多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时间”。的确，中国在过去不足两百年的时间跨度中，完成了西方数个世纪才完成的工业化转型和治理现代化的历程。这种“挤压式发展”（compressed development），注定使得其差异极大的各内部组成部分在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具有不同的现代化速率而呈现出一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意义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带来了独特的治理要求，塑造了中国独特的治理现代化模式。可见，分析这一时间维度的本质、成因和后果，是分析和揭示国家治理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而基于中国独特历史经验真正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需要有适应于中国这一独特历史经验的科学方法。然而，当前被普遍采用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基本都诞生于并未经历“挤压式发展”的西方，往往对“时间”维度重视不足。这一问题在定性比较分析（QCA）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基于布尔代数的集合论方法，QCA致力于从整体上分析要素组态与结果变量之间的集合关系，并回答社会现象蕴含的因果复杂性问题。随着QCA的方法原理及操作软件逐步被国内研究者所认识和熟悉，国内学界涌现出大量运用QCA作为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其中，管理学是QCA 应用增长最快的学科，而公共管理领域运用QCA作为实证分析方法的文章也在迅速增加。例如，QCA已经被运用在数字政府、地方政府治理、议程设置、政策制定与变迁、政策执行、组织协同、组织网络等多个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相关主题的实证研究中。

既然QCA旨在揭示因果复杂性问题，那么照理来说它应该对作为因果复杂性重要来源的“时间”维度会有较多关注。然而，通过归纳整理2012年以来公共管理领域发表的74篇中英文实证论文，我们发现：44篇中文期刊中运用截面清晰集、多值集或模糊集QCA的文章占比为95%，考虑时间（时序）的论文仅2篇，占比5%。其中，1篇明确运用了多时段模糊集分析，1篇将清晰集QCA与时间序列QCA相融合。而30篇英文论文中，未有任何文章试图探讨条件组态在不同时点上的演变或条件的时序影响。这表明，当QCA研究中在分析中普遍忽视了时间（时序）因素。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传统QCA方法对于时间维度的考察不足，并展开了尖锐批评。例如：“集合论的实证研究，尽管越来越普及，但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横断面分析上”。有研究者直言QCA是时间不可知论的（time-agnostic），时间在QCA中是难以捉摸的（elusive）。一些观点认为QCA类似传统截面数据，纵向分析视角尤为缺乏，甚至暗示QCA的使用者等同于那些运用“静态数据”（static data）的研究者。在管理学领域，组态理论呈现出的图景与上述批评高度一致。正如杜运周等学者所观察到的：“目前，管理领域的组态理论化主要从‘一维’的空间角度，以‘截面’来研究社会现实，尚缺乏对时间因素的充分考虑”。

上述质疑直指传统QCA缺乏考察时间因素的不足，本文将这一现象称为QCA方法的“时间盲区”——即缺乏对时间维度的考虑，从而在研究中忽视了时间对条件组态的影响。事实上，QCA的“时间盲区”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对“时间”的忽视。这一点正如郝诗楠和唐世平等学者所指出的：“时间在社会科学中似乎已经被淡忘，当今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没有时间的’”。解决这一问题已经被诸多学者（尤其是倚赖定性研究的历史社会学家们）提上了研究议程。

因此，为QCA引入“时间意识”，从而克服“时间盲区”，已经迫在眉睫。具体而言，“时间盲区”一方面会在理论构建阶段导致理论静态性与理论不饱和；另一方面则会在实证检验阶段造成样本时间选取偏差和非稳健组态结论。本文接下来将在剖析传统QCA研究静态倾向的理念根源之后，重点分析这两方面问题，并针对两者提出解决对策——动态QCA方法，最终在阐述动态QCA的操作流程的基础上，提醒当前学界对这一方法加以重视。

二、“时间盲区”的根源与后果

为何当前QCA研究大多存在“时间盲区”？本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尚未意识到其在研究过程中所预设的静态组态观念。传统QCA仅考虑空间因素，即着重考察一组个案（即案例间分析，between-case analysis）所呈现的条件组态，缺乏从时间维度刻画组态特征的演化模式，塑造了研究者默认横截面上的组态路径在时间中不会发生调整和变迁的静态组态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研究者便会有意无意地将在某一个时点上得出的组态路径推而广之，将其当作没有时间约束的一般结论。在这方面，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研究者并不会对得出的条件组态加上“对于某某年而言”、“某时段案例的结果表明”这类的时间状语，而是直接将其视为“放之各时段而皆准之”的普适结论。同时，QCA研究所普遍使用的fsQCA3.0、Tosmana等软件更适用于分析截面数据，这也在技术层面间接削弱了研究者同时考察空间和时间中组态变化的能力。

事实上，这种静态组态观念本身与将组态作为“机制发现”的QCA方法的内在优势是相互抵触的。QCA研究者往往以发现社会科学中的“机制”作为定性比较分析在方法论上的优势的重要论据，将“组态”作为“机制”的近义词。然而，机制本身的时空性使得案例选择需要考虑时空因素的规制，而忽略时间会对探究那些与时间共变的机制造成障碍。静态组态观念对于因果机制识别是有偏颇的，因为解释社会结果需要同时纳入时间和空间的因素。究其原因，正是因为研究者尚未关注到时间是定性比较分析重要的考察维度，其尚未深入认识到时间因素划定了QCA组态路径的适用限度。

虽然QCA方法在原理上可以有五个方面的应用，但在实践中QCA常常被用于执行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两个功能。而且，受“时间盲区”的影响，传统的QCA研究在这两个功能的实现上都会出现问题。

第一，在理论构建上，“时间盲区”会导致理论静态性与理论不饱和。理论静态性指的是由于缺乏时间维度，截面QCA研究的理论构建过程缺乏动态性，所提出的理论往往呈现静态特征。该问题大多出现在非演绎逻辑的QCA研究中，即研究一开始并未明显依托已有理论进行演绎，也不借用先验的结构化分析视角或分析框架，而是完成文献回顾与实证分析的环节之后，才最终抽取出理论要素并提炼出针对该特定研究问题的理论解释。相比高度依赖已有理论的演绎法和总结经验现象的归纳法，截面QCA的理论构建过程与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更为相近。

然而，截面QCA研究提出或构建理论的过程要么缺乏为该理论提供在时间上演进与变化的可能性，要么默认为该理论做出了在任何时空下永恒成立的预设。考虑到理论构建往往需要时空边界条件和相关背景，上述预设的成立是相当困难的。与其他探讨机制的比较案例方法一样，QCA发现的组态及其机制本身仍然无法逃脱具体时空语境的制约。因此，QCA研究者有义务说明其发现所适用的时空范围。然而遗憾的是，由于QCA研究者往往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忽视了对时间维度的考察，其构建的理论难以具有动态性，QCA研究往往对其结论的时空适用范围语焉不详。

上述的理论静态性问题会进一步地与理论不饱和问题相联系。所谓理论不饱和问题，指的是对于以构建解释性而非探索性理论为目标的QCA研究，虽然呈现出的组态路径从一致性的角度来看，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构成集合关系，但解的覆盖度过低（如只有0.3~0.4 左右），使得理论解释不足以“覆盖”余下的案例。如果将案例比作溶质，将理论比作溶剂，那么该情况下，显然所构建的理论“溶剂”远非解释“案例”溶质的饱和溶液。而纳入了时间维度后，仍然无法使得理论从“不饱和溶液”向“饱和溶液”转化，说明理论构建内在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此时，覆盖度的变化成为了测量理论不饱和问题严重程度的有力工具。反之，如果一项动态QCA研究虽然最初的覆盖度不足，但是覆盖度随着时间不断提高，则说明理论不饱和并不是由于构建的理论本身引发，而是由于时间背景变化导致，这时候只要指明时间变化对组态施加影响的机理，那么理论构建就有效规避了不饱和问题，仍然具有较高的说服力和分析性。

我们可以用一项关于我国地方网约车政策产出的研究为例，具体说明“时间盲区”所导致的理论静态性与理论不饱和。该研究行文初始未运用先验的分析框架，而是从已有文献中搜寻出了若干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变量，并概括为顶层设计与地方政府自主、利益集团、地方区域特征等地方要素。随后，进入到QCA实证分析环节，将组态结果总结为“竞争型”“补充型”“限制型”与“规范型”等四种不同的地方网约车政策类型。不过，该文章提出适用于网约车场域下的政策制定“准理论”是静态的，不具有时间特性，缺乏为理论提供在时间上演进与变化的可能性，使得后人难以进一步考察或者改进理论。此外，该研究的 QCA结果显示，导致宽松或严格的地方网约车政策的组态解的总覆盖度分别仅有0.42、0.53，表明理论构建存在较突出的不饱和问题，作者并未就这一点给出说明。

第二，在实证检验上，“时间盲区”会导致样本时间选取与非稳健组态结论。所谓样本时间选取问题，指的是研究者选取某一个特定时间上的样本用以检验已有理论，将其他时间点样本或者是个案排除在分析之外，且未对该做法阐明理由。一般而言，如果认为理论具有普适性，那么在不将其他时间纳入考察的情况下，用单一时点上的案例检验理论将是效力不足的，因为此时的实证检验未考虑到组态可能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该问题最直观的表征是组态解的一致性随时间产生较大幅度的波动：当前一致的条件组态可能会在其他时点上显示出不一致（如某组态在某时点上的一致性高于阈值但在其他时点低于阈值而被排除在结果之外），当前不一致的条件组态可能会在其他时点上显示出高度一致（如某组态在某时点上的一致性低于阈值而被排除在结果之外，而在其他时点上同样组态的一致性却高于阈值）。

同时，虽然QCA方法可用于证实或证伪理论假设，但与样本时间选取问题相伴生的非稳健组态结论可能会造成两个后果：“支持理论的不稳健”和“证伪理论的不稳健”。支持理论的不稳健指的是，用单一时点上的条件组态结果“支持”了理论假设。这一做法的问题在于，在不同时间中考察同一批个案，条件组态可能有所变动，这意味在一个时间横截面上所进行的实证检验对理论的证明只是“暂时”的。类似地，“证伪理论的不稳健”指的是，用单一时点上的条件组态结果“否证”了理论假设，从而“证伪”了理论。这一做法的问题也是在于一个时点上的实证检验只是对理论进行了“暂时”地“证伪”。

下面以一项关于开放政府绩效的关键因素和路径的研究为例说明“支持理论的不稳健”的具体表现。在一项采用了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的政府数据开放绩效组态研究中，文中展示的原始数据使用了2019年《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中16个省级地方政府的评估分数作为结果变量。然而，该报告在2020年、2018年等其他年份均有可用的数据，作者并未从理论上详细说明为何在2019年这个特定时点上进行分析，似乎只是选取了写作时最新可得的数据从而排除了过往年份的样本。该研究的样本时间选取可能会产生非稳健的组态结论：如果不考察其他时点上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的绩效结果及条件组态，那么仅在 2019年呈现出的条件组态可能是非稳健的。

那么，如何通过纳入时间以获得对理论框架更有力的检验？从时间的视角来看，可以分为三种情况：（1）理论假说在任何可能的时点上都未得到证实（例如，未出现在组态结果中）或一致性低于阈值，则该理论被证伪的可能性加大。（2）理论假说在任何可能的时点上都得到证实（如出现在组态结果中）且一致性高于阈值，则该理论得到支持的可能性加大。（3）若理论假说在考察时段内一致性波动较大，说明在某时点曾经出现的集合关系并非稳定的、持续的，这需要研究者对结果进一步细致分析。借鉴贝叶斯更新的逻辑，若理论具有能够解释条件组态为何先稳定后波动，或者先波动后稳定的动态性，则将大大增加理论的解释力。

总而言之，依托复杂动态视角，研究者所意图构建的理论或者进行的实证检验将更有效地反映组态路径的发展变化。引入时间维度，在静态和动态的意义上都可以增加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的分析性与稳健性。

三、应对“时间盲区”：动态性QCA方法的类型与应用

近年来，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传统QCA缺乏对前因条件的顺序和动态性考虑。于是，为应对“时间盲区”，将时间因素引入、从而构建动态组态理论被提上研究议程。接下来本文将以是否能够探讨条件组态在时间中发展与演化为标准，将基于传统横截面QCA（清晰集、多值集或模糊集的截面QCA）发展出来的QCA衍生方法分为非动态性与动态性两类，并通过对二者的对比阐述动态性QCA方法的特征。

非动态性QCA方法包括那些难以识别条件组态如何随时间变化（或者不变化）的QCA方法。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该类方法完全没有考虑到任何与时间（时序）有关的条件或者变化，只是不适用于回答组态解是否具有时变的特点。一是基于轨迹的QCA（Trajectory-based QCA，简称轨迹 QCA）。该方法于2020 年由Pagliarin 等人提出，旨在利用案例的历史信息以使得“轨迹”捕捉到案例变化的质性特征。二是将时间变量作为条件变量之一的时间变量型QCA。该方法由Fischer和Maggetti提出，实质上将时间变量定义为了动态条件。换言之，该方法只是在条件中加入了时间元素。三是时间序列QCA（Time-Serie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TS-QCA）。其包括三个子类：（1）汇总QCA（Pooled QCA），将各案例在各时点上的观测汇总到一起，一并进行校准及组态分析。（2）固定效应 QCA（Fixed-Effect QCA）针对每一案例，分别取其均值进行校准，以固定“个体”所带来的效应。（3）时差QCA（Time-Differencing QCA），关注案例在观测期间的首尾（或是其他两个特定时点之间）变化情况，并对差值进行校准，以解释结果变量增加或者减少。四是时序定性比较分析（Temporal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TQCA）。该方法由Caren和Panofsky提出，并由Ragin和Strand加以改进。该方法的主要逻辑是将时间包含在条件的发生顺序当中，认为条件A发生在条件B之前（或之后）本身就隐含了一种时间性。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时序QCA与时间序列QCA并不直接考察组态随时间演化，但是在条件组态分析过程中的确体现了部分时间的特性。

动态性QCA方法是那些可以直接考察组态在不同时点上所呈现的状态的QCA方法的总称，主要包括多时段QCA和面板QCA 两种类型。多时段 QCA，是指将案例研究时期分为若干段，随后在各个时段之中得出组态结果，并且将结果进行跨期比较与分析。对于面板QCA，Garcia-Castro 和 Ariño于2016年首创了这一方法（称为Panel Data QCA，简称PD-QCA）。该方法将原有的一致性扩展为三类一致性：汇总一致性（POCONS）、组间一致性（BECONS）和组内一致性（WICONS），并相应拓展了原始覆盖度的概念，提出了汇总覆盖度、组间覆盖度和组内覆盖度的计算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定义了组间一致性距离（BECONS distance）和组内一致性距离（WICONS distance）。组内一致性距离及组间一致性距离越小则表明解（solution）的跨时间和跨个案的稳定性更高。为了使得组间一致性距离和组内一致性距离对于时点数量和个案数量更稳健，作者还提出了调整后的组内一致性距离（WICONS adjusted distance）和调整后的组间一致性距离（BECONS adjusted distance）。

相比非动态性QCA，动态性QCA方法（包括多时段QCA和面板QCA）的核心优势在于可以有效应对前述传统 QCA 方法的“时间盲区”在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阶段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一方面，对于多时段QCA，研究者可以用其得出不同时段中的组态解，并借助对案例所处时间背景的深入了解，构建一个能够有效解释不同时期组态结果的理论。同时，多时段 QCA可以在不同时点上检验理论，相比单一时点，能够提供不同时点上的证据以证实或者证伪理论。另一方面，对于面板QCA，其在理论构建阶段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某个条件组态的有效性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还可以通过汇总一致性和汇总覆盖度以量化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帮助研究者评估各条件组态在总体上的成立程度，以构建一个既能涵盖总体规律，又能解释细微差别（nuance）的动态理论。而在实证检验阶段，面板QCA还可以用于增强理论检验的稳健性，或是发现组态的周期变化规律进而证实、证伪或改进理论。

那么，上述“时间盲区”的应对思路，具体如何落实到公共管理研究的操作层面呢？对此我们可以联系研究实例来加以说明。

（一）应对理论构建中的静态性问题

对于理论构建中的理论静态性问题，多时段QCA和面板QCA在实践中具有不同的应对策略。多时段QCA 可以甄别条件组态在不同时点上的出现与缺失，进而协助研究者诊断条件组态增减变化的原因：如果拟构建的理论难以解释某一（些）条件组态在特定时点上出现（缺失）而在另外一些时点上缺失（出现），则说明该理论的静态性对解释力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如果条件组态的增减变化主要是由于案例所处客观时间背景不同所引起的，则该“静态”的理论仍可成立。

例如，在一项地区政企关系与企业保有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组态研究中，作者提出了包含政府能力、干预程度等方面在内的六要素理论框架，并使用31个省2010至2019年的数据，以每两年为一个时段进行多时段QCA分析。作者指出，不同阶段导致高企业保有量的条件组合的差异性反映了政企关系的演化过程，并将该过程对应于党的十八大之前、十八大至十八届五中全会期间、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后等经济发展阶段。这样一来，作者在不改变理论框架的前提下，在不同时段上获得了对理论假设的支持，由此缓解了理论的静态性问题。

与多时段QCA相比，面板QCA可以更优良地甄别组态条件呈现的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因此可以使得构建动态理论的过程更加精细化。在一项探索企业社会责任评级与高市场增加值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作者基于涵盖了15年（1991-2005年）的400余个公司的数据，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评级与市场增加值（MVA）之间存在集合关系，由此作者提出高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是高市场增加值的一个充分条件。通过面板QCA分析，结果显示这一对集合关系在20余年中围绕汇总一致性（Pooled Consistency）上下波动。如果作者能够提出一个既可以体现条件组态的整体特征，又能解释其在时空中的发展变化的分析框架，将很大程度上加强所构建理论的解释力。

（二）应对理论构建中的理论不饱和问题

对于理论构建中的理论不饱和问题，面板QCA所提供的额外具有价值的信息能够帮助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效应对。例如，在一项关于高科技公司制度资本的研究中，作者提出了包括就业保护、大学培训等因素在内的相互补充的制度条件塑造高科技产业竞争优势的理论框架，并使用1990年至2003年间四个时点上19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国家层面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汇总QCA（Pooled QCA）检验。需要指出的是，原文的理论由于未考虑时间因素，也呈现静态特征。但是，若使用面板QCA分析作者的原始数据，可以发现5组中间解的一致性较高，而覆盖度较低，但覆盖度在1990、1995、1999和2003年具有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4个条件组态在2003年的覆盖度相比1999年更高。如果作者在写作之初获取到了上述信息，那么有可能在理论构建中加入那些实际上影响组态发展变化却被忽略的其他相关条件变量，或者探讨理论构建中可能存在的时间边界条件（scope condition），这些都有利于作者改进理论。

（三）应对实证检验中的样本时间选取与非稳健组态问题

对于实证检验中的样本时间选取与非稳健组态问题，多时段QCA常常是研究者的首选应对策略。例如，在一项关于探讨组织不遵守（nonconformity）全球公司治理规范成因的研究中，作者首先基于已有文献提出了组织不遵守全球董事会独立性规范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国家层面的因素和组织层面的因素共同配置了行动者的相对权力，以至最终影响了公司董事会独立性规范。在实证检验部分，作者使用了2014年至2017年间的银行业数据进行了分年度的多时段QCA分析并辅以汇总QCA分析。作者这样做的理由是：“传统fs-QCA是为横断面分析设计的，如果仅仅利用四年样本中的任何一年，则意味着放弃其他有价值的数据。”因此，文章选择先单独分析四年中的每一年，再对四年汇总数据进行汇总QCA分析。最后，作者的最终结果只保留了在汇总分析中以及存在于四个年度中至少三个的组态解，这是因为作者认为如果条件组态在汇总分析或一个以上年度中缺乏（absence），则降低了该组态广泛有效的可能性。

可以看出，通过利用多时段QCA方法，作者有效运用了各可能的时点上的信息，以综合把握各时点组态与汇总组态之间关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样本时间选取偏误与非稳健组态问题，最终增强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当然，该文仍然存在可供改进之处：虽然作者采用了多时段QCA分析并辅以汇总QCA的分析方式，但仍然无法像面板QCA一样借助组间一致性距离（BECONS distance）和组内一致性距离（WICONS distance）来精细地评估各时点上组态与总体上组态的差别。对于这类情况，面板QCA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它不是简单加入更多数据用以增加样本数量，而是在更多时间点上寻找对于组态路径的经验支撑，使得所发现的条件组态更加具有动态稳健的特性。

四、结论：找回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时间”维度

基于上述对动态性QCA方法在实践操作层面如何应对“时间盲区”的讨论，我们可以借鉴已有QCA分析流程的思路，在加以调适后形成一个动态视角下QCA方法的选择流程。按照一项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动态理论还是进行动态实证检验，动态视角下定性比较分析的流程如图1所示。

首先，研究者应当判断资料来源是多时点上的截面或是连续面板数据。在仅可得单一截面数据的情况下，如果意图构建理论，那么研究者应当注意该理论的静态性及可能随之伴生的理论不饱和问题。若意图对已有理论进行实证检验，那么研究者应当注意到该检验过程可能出现的样本时间选取问题及其伴生的非稳健组态。两种情况下，研究者都可以运用传统QCA（清晰集、多值集或模糊集 QCA）或时序QCA等其他非动态QCA。

其次，当研究者的研究问题及实证材料能够形成多个截面上的数据时，可以运用多时段QCA。若研究者意图构建理论，则可以通过多时段QCA得出不同时段中的组态解，并借助对时间背景的深描，构建起一个能够有效解释不同时期组态结果的动态理论。若研究者意图检验理论，则多时段QCA相比单一时点，能够在不同时点上帮助研究者证实或者证伪理论。

最后，当研究者的研究问题及实证材料能够形成连续的面板数据时，可以运用面板QCA得出的汇总一致性、组内一致性、组间一致性、汇总覆盖度、组间覆盖度和组内覆盖度等指标精细化分析案例间和案例内的条件组态结果及其变化。然而，若研究问题及实证材料明显允许研究者考察条件组态的动态性，而研究者选择不纳入时间维度，则应当说明合理的理由，此时动态QCA将退化为传统的截面QCA或是其他非动态QCA。

事实上，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质并形成“中国故事”，需要选取与之适应的研究方法。虽然诸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往往被贴上了中性且科学的“标签”，但这一整套具有较高普适性的研究方法体系（包括QCA在内）仍然发端于西方的历史语境。其中一些研究方法对时间不甚敏感，这对于研究变化不剧烈的现象也许是适用的，但对于一些剧烈变化的经验现象而言，采用对“时间”更加敏感的研究方法则是必要的。

由此可以看出，强调QCA的动态视角和时间维度，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质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国作为一个赶超型的后发展国家，其快速的发展和变迁从根本上要求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必须要具备关注时间维度的动态视角。若以十九世纪中叶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中国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跨度中经历了西方数个世纪才完成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如此将各领域、各地区的现代化任务高度压缩到一段极有限时间内加以完成的“挤压式发展”，注定使得中国大地上复杂多样的各地区、各领域的发展不可能同步进行。例如，当一些地区已经完成工业化、甚至开始拥抱信息化时代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时，另一些地区却在经济结构和治理模式等方面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这种地区间的不同，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反映了各地区在“挤压式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差异。分析这种“时空差异”的本质、成因与后果，是理解当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的必然要求，而这又进一步要求我们采用关注时间维度从而具备动态视角的分析工具。

实际上，当前学界对于历史行政学或历史公共管理的呼吁，已经提醒我们需要引入强调“时间”面向的国家治理研究的“历史之镜”，以中国独特历史传统下的治理实践来补充当前研究在“时间”维度上的缺失。从历史行政学和公共管理研究的文明路径的角度来看，引入“时间”对回答“中国故事”与“世界知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从公共管理的文明路径出发，有助于我们突破以中国经验对西方理论进行简单注解与补充的做法，从而拓展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基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时间”发展而来的理论，可以提出并回答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真问题”，有助于研究者厘清我国与世界各国公共管理在实践及理论上的差异。

总而言之，本文通过梳理公共管理领域中英文权威期刊近十年中运用QCA方法的论文，发现当前研究由于忽视了时间维度，往往存在“时间盲区”问题。传统QCA由于“时间盲区”，在理论构建上可能导致理论静态性与理论不饱和问题，在实证检验中则可能导致样本时间选取问题与非稳健组态结论问题。这些问题削弱了QCA研究所得出结论的科学性及其所可能具有的学术贡献。为应对和解决传统 QCA 的“时间盲区”问题，本文提出了动态视角下QCA方法选择流程，并为动态QCA的运用提供了一个指引与参考。未来的研究应当有意识地依据研究问题和实证资料选用纳入时间的动态方法，逐步使QCA研究克服“时间盲区”，让QCA 找回“时间”维度。本文认为，找回“时间”维度，不仅在方法论意义上是提高QCA方法之科学性的必由之路，更在实质研究的意义上是揭示当代中国在时空维度复杂而丰富的公共管理实践所蕴含规律的必然要求。因此，为了更好地揭示国家治理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而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对包括QCA在内的所有研究方法引入“时间”面向，应被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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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23年第1期

编辑：胡翔凤

校对：牛坤在

审核：高光涵